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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党建；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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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微信公众号致力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理论与当代中国学术研究动态跟踪与传播，设有著名学者观点、马列经典解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党史党建、政治学等栏目。
文章来源：《北京社会科学》2022年第6期；
作者简介：马云志，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赵荣锋，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Marxist Theory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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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现代化探索进程中，中国现代化建设与中国现代性之间呈现出一种互动、融合、并进的逻辑关系构式。中国现代化的初步探索体现了中国现代性的出场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体现了中国现代性的在场逻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体现了中国现代性的未来逻辑。现代化与现代性的互动关系为厘清中国共产党百年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逻辑理路提供了新的线索。《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明确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进一步塑造新的现代性指明了方向。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中国式现代化；现代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建党百年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经历了几代人共同的努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迈向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复合词，它遵循现代化的发展规律，反映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主题，（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兼具中国道路的基本特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显著特征就在于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相结合、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维度中，开辟出一条符合自身实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百年探索历程证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现代性的模式密切相关，现代化建设符合现代性的基本特征，同时也在现代化的不断推进过程中构建起中国现代性。中国现代化具有“晚发外源性”的特点。这一点决定了中国现代性的构建需要经历一个更加复杂而曲折的过程。现代性与现代化同根同源，“现代化是现代性内在价值的外化形式，是现代性不断壮大的过程”[1]，而现代性的建构和批判在本质上指向的是“一个实践的领域，其所涉及的都是如何才能采取更为合理、更为明确的行动来克服现代化过程中的负面效应，进一步推动现代化的健康发展”[2]。中国的现代化是与世界现代化联系在一起的。关于现代化的认识，罗荣渠在其《现代化新论》一书中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进行了定义。就广义而言，“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进程，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这一变革以工业化为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过程，它是工业主义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引起深刻的相应变化；狭义而言，现代化又不是一个自然的社会演变过程，它是落后国家采取高效率的途径(其中包含可利用的传统因素)，通过有计划的经济技术改造和学习先进，带来广泛的社会变革，以迅速赶上先进国和适应现代化世界环境的发展过程。”[3]而现代性则是指“欧洲文艺复兴以来，在资本主义现代化运动中形成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4]，其表现为一种与传统相区别的、以变动不居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用来在“总体上反思一定历史发展阶段(即现代社会)的生产方式、交往方式、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及其蕴含的思想观念，并寻求发展再生之路的一个核心概念”[5]。现代化与现代性这两个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在这其中，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首要问题。现代化表现为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历史变迁，以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民主化、多元化等作为现代化的基本特征。而这些“化”的效应和基本状态就是现代性[6]，这种理解是将“现代性”作为现代化的结果、状态。现代化和现代性在本质上是同根同源的。实际上，“现代化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历史阶段是个实践概念，而现代性则是人们基于现代化发展所做出的理论层面的反思，因而是个理论范畴。”[7]现代化与现代性的侧重点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体现在“现代化主要是一个经济学、社会学范畴，（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现代性主要是一个哲学范畴，二者的相关性在于：现代性是现代化的结晶，是现代化过程与结果所形成的属性”[8]。现代化与现代性表征的话语风格迥异。“现代化”讲的是一个目标实现的过程，“现代性”则表现为某种状态的结果，前者是后者逐步从设想变为现状的过程，“现代化”话语的乐观色彩更浓一些，而“现代性”话语的反省意识更强一些。[9]现代性侧重于思想、文化、思维领域，它属于“质”的范畴，其状态如何只可描述而不可测度；现代化则是现代性观念在经济、政治、科学与文化方面的运作。它与“现代性”概念相对而言，属于“量”的范畴，其状态是可以量化的。[10]总的来说，现代性是对现代化过程的经验总结与反思，是更高层次意义上的批判与建构。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现代化的过程就是资本主义化的过程。马克思也致力于现代性问题的研究，“马克思思想的出场语境是现代性问题，现代性是马克思思想的核心主题。”[11]马克思认为，“资本逻辑”与“形而上学的理性”是现代性的两大支柱，是资本主义现代性体系不可或缺的因素。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是围绕着“资本逻辑”与“形而上学的理性”而展开的，并且为重构现代性提出了科学的方案，即走出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可能性路径就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现代化是工业文明的产物，呈现的是从“传统”向“现代”的转换过程。一般来说，人们对现代化的认识，是从资本主义现代化开始的，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现代化等同于资本主义化。而中国的现代化则是在西方工业革命之后，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夹缝中艰难生长起来的。中国的现代性建构的逻辑起点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其使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建立了本质的联系。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并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实现民族独立的基础上，以实现国家富强为目标，不断追求现代化的过程，改变了“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命运，走出了一条有别于西方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中国的现代化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的冲击之下才发生的，既带有模仿西方现代化的痕迹，同时也兼具自身独特性。19世纪40年代，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列强为打开中国市场，无所不用其极，迫使中国卷入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在西方列强的肆意践踏之下，中国陷入“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艰难境遇。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积极探索救亡图存之路，推动传统向现代的艰难转向。在这个过程中，呈现出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对西方现代化的模仿，即“走一步，看一步，想一步，再走一步，可以说看到西方有什么，就想搬来什么，很少理性思考哪些是现代化本质的东西”[12]。洋务运动、维新变法、新文化运动等一系列现代化探索，实际上也是经历了器物、制度、文化层面的现代性反思，（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但这并没有完全解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问题，其中很大的原因就在于没有认识到中国现代化的特殊性。中国的现代化具有“后发外生”或者“晚发外源性”的鲜明特质，这就决定了现代化的道路充满了艰难坎坷。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社会的面貌焕然一新，现代化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不仅奠定了中国现代化的根基，也开启了现代性建构的逻辑基点。实现现代化是现代国家的不懈追求，也是将现代性的建构融入民族解放的现实要求中。学界普遍认为，中国现代性的逻辑生成与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壮大是密不可分的，即政治现代性是中国现代性生成的重要前提。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使“革命与现代性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实现了有机融合”[13]，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命题，领导中国革命在现代性的语境之下，进行了以实现民族独立和政治解放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现代性在中国的生成与建构，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地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现代性的建构，历史地确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任务与方向。”[14]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进程中，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的社会条件。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地位的确立和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为“近代中国社会发展获取现代性身份提供了内在的理论支撑和动力源泉”[15]，政治上的独立为现代化建设扫清了障碍，中国社会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性构建。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时代的重心问题已经由‘中国向何处去’的革命问题，转变为‘如何使我国现代化’的建设问题。”[16]新中国的成立，为现代化事业提供了政治保障和制度根基，奠定了中国现代性的合法性基础。在面对美苏冷战的世界格局，国内各项事业百废待兴。在这种大背景下，为把我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1953年国家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以优先发展重工业，迅速实现“工业化”作为现代化的最佳路径。1956年“三大改造”顺利完成，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现代化建设实践开始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使现代化的内容更加丰富，使现代性具有了深厚的社会主义根基，二者之间互动、融合与共进，因而中国现代性的场域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鲜明特质，这是中国现代性的独特基因。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在某种程度上是苏联发展模式的翻版，现代化建设的结构体系极其不平衡。（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毛泽东在研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17]这是毛泽东首次比较完整地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内容。“四个现代化” 的提出，确立了引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航向。1964年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18]。这一目标的提出，擘画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奋斗目标，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形成的经验和教训来看，走符合国情的现代化道路，不仅要推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面进步，也要在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中摆脱对传统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过分依赖与过度模仿，开辟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现代性的在场逻辑改革开放之前的现代化探索走了一段曲折的路，但也更加坚定了共产党人实现现代化、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现代性的勇气与决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全国事业的重心从“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积极探索并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思想引领与理论指南，为中国现代性的构建提供了新的方案，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场‘现代化’革命，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决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效。”[19]现代性的历史境遇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拓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因为追求现代性，我们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因为反思现代性，我们需要建构一种新的现代性。”[20]改革开放是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一场伟大社会革命，推动旧的现代性向新的现代性的转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对中国现代性的构建也存在着“彰显”与“反思”的两种致思路径。邓小平立足于解决中国现代化建设急需改革的问题，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在党的十二大上，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的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21]这一科学判断，对中国现代化建设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也是对中国现代性的深刻反思。邓小平理论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问题的科学回答。在“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上，邓小平认为，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关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邓小平认为“计划”与“市场”作为两种经济手段，（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不是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所独有的，都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的伟大构想，对内进行农村和城市经济改革，设立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对外引进资金、技术，学会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为经济建设提供强大的推动力。党的十四大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此同时，还积极推动基本经济制度、分配制度、法律法规等的建立与完善，为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的发展提供相应的保障。与此相应，在推动经济现代化的同时，也要建立健全各项制度，推动政治现代化的发展，实现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与制度现代化的互动共进。邓小平理论奠定中国现代性的“特色”基调，提出了党的基本路线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邓小平认为，我国正处于并且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对中国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历史方位，对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整个历史阶段的精准定位，对“着力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生产之间的矛盾”的科学认知。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要“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了方向引领，为中国现代性的逻辑建构奠定了理论基础，积累了实践经验。世纪之交，世情、国情、党情发生了重要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着新的挑战。为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的发展，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全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从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出发，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刻回答了“怎样建设党、建设什么样的党”的时代课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确立，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核心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实现现代化发展必须发挥好经济建设的基础性作用。先进生产力是现代化建设的强大推动力，通过改革和开放，全面激发对内对外的经济活力；通过科技创新，使先进生产力有效转化为经济效益。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大力推进精神文明建设，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的需求，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提升整个国民素质。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创新与发展。它更加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于实现和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致力于反思中国现代性，进一步扩展了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与文化现代化之间的关系，更加明确了中国现代性的使命在于“解放生产力”和“解放人”的双重诉求，这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反思现代性基础上求索现代性发展道路”[22]的经验总结，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总结和概括，廓清了政党现代化与中国现代性的本质联系，即政党现代性是中国现代性的本质特征。科学发展观是以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对现代化的发展模式、发展理念、发展路径作出的深刻反思，明确了中国现代性构建的科学价值导向。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是对“只有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继续推进。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科学发展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利用和把握好发展的机遇。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立场，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立场就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以人为本是“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拓展，（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确立了人民在现代化建设的主体地位，更是把人的发展作为构建中国现代性的价值指向。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通过对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片面发展、不均衡发展的反思，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追求的是全面的现代化、协调发展的现代化、可持续的现代化。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运用与实践，深刻把握了现代化的建设规律。科学发展观超越了西方现代性“以物为先”的价值取向，明确了“以人为本”的中国现代性价值归宿，这也是对“不断地生成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的本质——‘人民主体、共享发展’的现实构建”。[23]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等时代课题的回答中，建立并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通过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在中国建构起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存在方式和发展方式，以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性提供了多元的阐释范式和理论形式，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深入发展，为开创中国现代性新局面奠定了坚实基础。(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创中国现代性新局面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进一步勾勒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蓝图，以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动力，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继续前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24]等重大时代课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谋篇布局。其中，“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开启了中国现代性的新局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奋斗目标，对现代化的各项事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着力解决重点突出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现，为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为此，必须要坚定不移地全面深化改革，（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容，为中国现代性的构建提供制度保障。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需要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深化依法治国的实践，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现代化。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主要得益于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2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提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具体奋斗目标，拓宽了现代化的深度与广度，建构起中国现代性的新局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不仅迎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愿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也得到不断发展，既为发展中国家拓宽了现代化发展路径，也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为中国现代性创造了新的生机与活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科学内涵，“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26]。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结果，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本质与内涵的生动诠释，为建构新的现代性提供了新的文明方案。四、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现代性的未来逻辑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到建党一百年时，建成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小康社会，然后再奋斗三十年，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27]党的十九大报告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具体的“更加”为标志，描绘了中国建成现代化强国的未来愿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作出战略安排，勾勒出了中国现代性的发展图式。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了详细的远景规划。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宣示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决心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开启了全面走向现代化的新征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具有国际和国内双重意义，实现了现代化逻辑、社会主义逻辑和中华民族复兴逻辑的有机统一。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公报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既要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又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指明了中国现代性在未来的发展方向。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全球正面临着经济发展缓慢、不确定因素上升、西方治理“失灵”的困境。中国共产党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秉持“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人类共同价值，为解决世界难题和全球现代性的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按照西方现代性理论，世界上任何国家在现代化发展到一定阶段，都无法跨越现代化的陷阱，从而导致发展的各种困境。中国式现代化要超越西方现代化模式，开启新的现代性，必须要跨越三大现代化陷阱。第一，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左右)，就会出现经济停滞、贫富悬殊、社会动荡等问题。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创造了可靠的现代性模式，显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机与活力。中国的现代化以马克思主义与现代化在中国的本质关联作为起点，指明了中国现代性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向，在坚持解放生产力的同时积极解放生产者，建立起共建共享的现代性模式，注重公平正义，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以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目标。这种共享的现代性模式，不仅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破产，也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第二，修昔底德陷阱。简单来说，“修昔底德陷阱”，就是指“大国崛起必有一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力飞速增长，跃居世界经济总量第二，尤其是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之下，依然保持平稳增长。科技创造力、军事实力不断增强，“中国威胁论”不绝于耳。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打破西方“国强必霸”的发展模式，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中国正在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扩大各方利益交汇点，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人类的发展与进步贡献更多的智慧与力量。第三，金德尔伯格陷阱。它意味着“新的大国崛起必须为维护全球秩序承担相应的责任并提供全球公共产品”[28]，否则会造成全球体系崩溃。“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从提出到落实，中国积极参与，以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身份发挥大国的担当，为人类对美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中国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在全球经济治理、全球安全治理、全球生态治理、全球政党治理等方面做了积极的探索，“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29]。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为人类的发展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不仅在于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繁荣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还在于“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30]。中国的现代化显示出了自身独特的优越性，中国成功跨越现代化的三大陷阱，超越西方现代性的路径和模式，拓展了全球现代性的中国方案。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了两个发展阶段的步骤安排。第一个阶段是从2020年到2035年，阶段目标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是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为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实现现代化就必须要协调和均衡发展，必须全面地推进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社会现代化、生态文明现代化和政党现代化。经济现代化是物质文明的重要目标，是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时代要求，核心在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贯彻五大发展理念，创新发展解决经济发展动力的问题，协调发展注重经济发展的动态平衡，绿色发展注重的是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开放发展是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强大引擎，共享发展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正义，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要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经济质量，促进供求关系的平衡；不断发展实体经济，扩大开放型经济，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政治现代化，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推动政治文明的方向指引。尤其要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用制度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通过推进制度现代化为政治现代性提供制度保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坚持“一国两制”，推进祖国统一。中国现代性建构的政治特色就在于“它是由共产党领导的、走共同富裕道路的、以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为中心的现代性”[31]，这是与西方现代性的本质区别。精神文明的核心在于促进文化现代化，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结合。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国家，构建“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现代社会，培育“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现代公民。以高度的文化自信涵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发挥先进文化潜移默化、影响深远的功能，助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生动实践，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开创了人类文明的新形态。社会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显著特征。作为一个整体性的概念，社会现代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现代化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个人的现代化，狭义的社会现代化则是与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并列的领域。这里谈论的社会现代化，则是狭义上的社会现代化——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和社会和谐，这是社会现代化目标。而社会现代化的重点是创新社会治理形式，在就业、教育、医疗等领域创新管理形式，通过体制、机制的完善有效化解社会矛盾，推进社会现代化向具有中国现代性精神，向更加“发展”“进步”“文明”的方向转变，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生态文明的现代化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包含生态文明理念的现代化、生态文明制度的现代化、生态文明技术的现代化。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的发展理念；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加大科技创新的力度，培养绿色发展的技术人才，推进绿色技术的推广与普及，构建人与自然共生的生态共同体。推动政党的现代化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本要求，也是百年来构建中国现代性的经验总结。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新时代的党建要求，为推进政党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建设新时代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必须要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政治立场和政治原则，牢固树立共产主义信仰，坚定社会主义方向，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逐梦者和践行者；建设高素质专业化的干部队伍，“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持之以恒地正风肃纪，健全国家监督体系，夺取反腐败斗争胜利，勇于实现自我革命，全面提高执政本领，为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更好地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要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五大发展理念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整体图景，要进行全方位的整体推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现代化深度结合的基础上，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主线，向着全面建成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前进。(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中国现代性的核心价值和现代化的最终指向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以“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加明显的实质性进展”[32]作为全面建成现代化强国的最终归宿，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人民为中心，实现了对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本质性超越。“坚持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之一，凝结着中国共产党的根基、血脉与力量所在。“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人民是党执政兴国的最大底气。中国共产党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现代化建设的立足点和落脚点，不断推进人的现代化，这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现代性建构的核心价值和最终指向。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社会现代化、生态文明现代化和政党现代化都是围绕人的现代化展开的，人的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目的和意义。“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方略之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质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一方面体现了人是实现现代化的主体，人的发展是人类走向现代化的目的，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衡量和评价现代化的重要尺度；另一方面，将“人”作为现代性发展的中心，这是对西方现代性以“物”为中心的超越，为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创造了条件。（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共产主义社会作为一种高级的社会形态，实现了社会发展的价值目标即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以人民为中心”鲜明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本质特征和中国现代性价值目标的高度契合，将中国新现代性的价值融入全球现代化的进程中，通过对人类永续发展的全球性问题的利益关切和价值共通，将中国现代性的人民性上升到人类性的高度，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人民至上与人类命运的统一，为全人类的解放而不断奋斗。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史，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革命、建设、改革的奋斗历程,是不断追求现代化的实践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不断创造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道路的成功与实践，开启了中国现代性的独特模式。从长远来看，现代性在中国的构建仍是未竟的事业，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深入与发展，中国发展出了一条与西方国家截然不同的现代性道路。从世界意义来审视，中国现代性为全球现代化提供了借鉴和启示，为全球多元现代性提供了具有中国智慧的文明方案。（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征程中，中国共产党坚守初心与使命，牢牢抓住“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的根本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擘画百年中国现代化的蓝图，并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反思与批判的互动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不断向前发展，开辟了中国走向现代化强国的新境界，为整个人类的发展进步贡献了更多的智慧和力量。